百年风雨无悔 世纪人生有祺——唐有祺先生小传

当时的中国，结构化学人才奇缺。结构化学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唐有祺的双肩。1955年，受X射线晶体学研究前辈陆学善先生的邀请，唐有祺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现称物理研究所）兼职，筹组单晶结构分析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唐有祺又受邀到化学所兼职，筹组结构化学研究工作。一心想建立中国自己的结构化学研究的唐有祺，利用在三家单位兼职的有利条件，和陆学善先生等一道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人力和物力结合在一起，建成了新中国首个X射线结构测定实验室。没有自动设备，他们就利用可卸X光管，在感光胶片上目测衍射强度，并依靠抽纸条算傅立叶求和。凭着师从鲍林期间打下的扎实基础，唐有祺带领研究人员，硬是在严峻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的结构化学研究，测定了中国第一批晶体结构，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结构化学人才，为我国后续解决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国的国情，唐有祺有的放矢地选择研究课题。他深知化学研究中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但他更关注的是结构的规律与分子性能的联系，期待把结构与性能的联系规律反馈到化学中去，提高化学学科的水平，并为结构分析或解决结构问题提供更高的起点。带着这些考量，唐有祺1956年以来测定的大批晶体结构中，很多是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的。例如，考虑到锑是中国的特色资源，他选择了研究锑的三种硫化物的晶体结构，以便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他们的研究更正了当时国际上关于锑的硫化物结构的错误认识，首次弄清只有三硫化二锑一种硫化物；其余两种不过是单质硫溶于三硫化二锑形成的介稳体系。再如，考虑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矾石矿，唐有祺和他的研究生对不同产地的矾石矿物相进行分离、鉴定。他们测定了钠明矾石的点阵常数和结构参数，并根据点阵常数，推算了明矾石物相的含铅率。再例如，当时的化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丙烯醛之类的醛溶液遇到亚硫酸氢钠会立即产生沉淀，但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知道这个沉淀的结构和成分。唐有祺带着他的研究生周公度和郝润蓉把X射线衍射方法应用于该沉淀的结构测定，并结合对晶体对称性的深刻理解，首次解析了原子数目与位置数目不匹配带来的无序问题，成功给出了沉淀的确切结构。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的傅鹰教授因为这个突破性的工作对唐有祺特别进行了表扬。其实，唐有祺利用自己组建的装置，在简陋的条件下，已经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1958年，唐有祺和跟随自己学习结构化学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彭志忠，以及北京大学的学生周公度合作，通过对葡萄石晶体的研究，确定出一种新的硅酸盐结构，发表在《化学学报》上。这是国际上首次测出葡萄石的结构，突破了国际研究晶体结构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硅酸盐晶体结构分类体系，攻下了“没有搞清楚的最后一个硅酸盐结构”这一科学堡垒，被国际结晶学权威别洛夫院士评为“不寻常”的成就。（杨光荣，彭志忠。《中国地理》，1988年第二期，第32-33页）更值得欣慰的是，这是彭志忠跟随唐有祺学习结构后，在结构矿物学方面的处女作，标志着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结构化学人才已经成长起来。1959年，彭志忠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矿物晶体结构分析实验室，领导团队测出了10多种矿物的晶体结构。

唐有祺离开美国时，导师鲍林曾嘱咐唐有祺：“一个国家新成立之时，做事可能是有些毛毛躁躁，但是具体的情况如何，还希望你先弄清楚问题。”正当唐有祺倾尽满腔热情大力推动中国结构化学教育与研究时，鲍林对新中国的担忧一语成谶。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开始了，唐有祺的科研活动被迫完全停止。9月，北京大学化学系950多名师生被派到广西、湖北、京郊等地支援国家钢铁战线；唐有祺则被派到清华大学讲授《结晶化学》。12月底，学生陆续返校，唐有祺开始为学生们补课。

1962年，随着新一届6年制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唐有祺的研究得以短暂恢复。这期间，他又争分夺秒地展开了重要化合物的结构测定工作。唐有祺指导学生穆祥祺确定了抗血吸虫病的药物——吐酒石的结构，而这是一个百余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穆祥祺在唐有祺指导下打下的坚实晶体基础，为他此后顺利完成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工作埋下了伏笔。

文章来源：《硅酸盐学报》 网址: http://www.gsyxbzz.cn/zonghexinwen/2020/1008/331.html